六十歲以上要開刀之前，多打幾通電話有沒有用？三百多人的試驗：癌症手術的人最有感，換膝蓋的人幾乎沒差

這是在問什麼

老人家要開刀，家裡通常忙的是「要準備什麼」「誰請假陪」「術後要補什麼」。很少人注意到一件事：不少長輩在開刀前就已經睡不好、吃不下、一直反覆想「萬一下不了手術台怎麼辦」。這種焦慮和低落不是矯情，它會影響術後復原、疼痛感受，甚至住院天數。

華盛頓大學醫學院從二○二二年十一月做到二○二五年三月，想回答一個很實際的問題：如果在開刀前後多派人打電話陪這些長輩談一談，再請藥師把他們的藥重新整理一次，三個月後心情會不會比較好？

研究怎麼做的

他們篩了三千一百五十九位六十歲以上、排定要動心臟、癌症或骨科手術的病人，最後三百零六人進入分析。門檻是 PHQ-ADS 分數十分以上——這個量表把憂鬱（PHQ-9）和焦慮（GAD-7）加起來，滿分四十八分，十分代表已經有臨床上有意義的症狀。參加者平均六十八點五歲，女性佔六成八，平均分數十八點五分。

一半的人分到介入組：由碩士級的社工師和諮商師擔任「健康夥伴」，用電話進行，術前一到兩次、術後二到十二次，前後大約三個月。實際平均談了七點四次，每次四十二分鐘。內容不是心理治療，而是先問清楚這個人在意什麼、怕什麼，然後一起排出可以做得到的日常活動計畫，順便幫忙跟醫療團隊溝通。另外還有臨床藥師在老年精神科醫師督導下，把家裡的藥全部攤開來檢查一遍，該減的中樞神經用藥減掉、抗憂鬱劑劑量不夠的往上調。

另一半是對照組，拿到三張書面資料：「正念與手術後恢復」「睡眠障礙自助」「訓練你的大腦」。

結果發現什麼

三個月後把三組合起來算，介入組的 PHQ-ADS 分數比對照組多降了二點二○分（95% 信賴區間 0.16 到 4.24，P 值 0.03）。有統計上的差別，但幅度不大——研究者自己說，臨床上有意義的差距大概要三到四分。

真正有意思的是拆開來看。癌症手術那一百人，介入組多降了四點九三分（95% CI 1.51 到 8.36，P = .005），這個幅度是超過臨床有意義門檻的。心臟手術那一百零二人，多降二點六八分，但信賴區間跨過零，沒有達到顯著。骨科換髖關節、換膝關節的一百零四人，是負一點一一分——換句話說，完全沒有效果。

再拆成憂鬱和焦慮分開看：憂鬱那部分整體多降一點四九分（P = .03），焦慮那部分只多降零點八八分，沒有顯著。也就是說，這個介入主要動到的是低落，不是緊張。

疼痛的部分有一個亮點：術後第一個月，介入組出現「持續性術後疼痛」的相對風險是零點七八（95% CI 0.62 到 0.97），疼痛對生活的干擾也少一些。但到第三個月，這個差距就消失了。住院天數、術後譫妄、再住院、跌倒次數，全部沒有差別。整個試驗沒有出現與研究相關的不良事件。

為什麼癌症的人有效、換關節的人沒效

作者的解釋是：癌症診斷帶來的心理壓力是持續而且沉重的，本來就沒有出口，所以多一個人固定打電話來聽，效果就出得來。心臟手術和換關節不一樣——這兩種手術的流程比較可預測，出院時醫院會給明確的復健計畫，病人自己心情就會慢慢好起來，兩組都在往上走，介入的額外效果就被吃掉了。

一個誠實的限制

研究者自己列了好幾條。只在一家醫療體系做；平均年齡才六十八點五歲，其實不算太老；八成五是非西語裔白人，而且排除了不會說英文的人、有自殺意念的人、有中重度認知障礙的人——這幾群恰恰是風險最高的。還有一點很關鍵：對照組只拿到單張，沒有「同樣有人固定關心你但不做心理介入」的對照，所以無法確定效果是來自方法本身，還是單純來自「有人打電話關心」。

給媽媽的實際做法

一、如果您或家人要開刀，開刀前主動跟醫師講一句「我最近睡不好、心情很悶」。這不是抱怨，這是資訊，台灣的醫院也有身心科會診。

二、把家裡所有在吃的藥（含保健食品、安眠藥、中藥）裝一袋，術前帶去給醫師或藥師看一次。這個試驗裡藥師整理用藥的建議有百分之八十八點五被病人接受並執行。

三、術後那三個月，如果家人能安排「固定時間打電話」，效果比「想到才打」好。試驗裡平均是七次、每次四十分鐘，就是這個量。

四、聽的重點放在「您今天想做什麼、做得到什麼」，而不是「你要想開一點」。這個介入的核心叫行為活化——把注意力放回可以做到的小事上。

五、癌症相關的手術，家人的陪伴投資報酬率最高，這篇有數字支持。

六、換膝蓋、換髖關節這類手術，情緒通常會自己好轉，不必過度焦慮，但復健計畫要照著做。

七、安眠藥、鎮靜劑這一類的中樞神經用藥，開刀前後是重新檢視的好時機，但絕對不要自己停——請醫師或藥師規劃減量。